17名登山队员集体遇难，7年后发现登山日记，遇难过程处处诡异
“12月28日，山上下着很大的雪，帐篷外面有黑色的人影，还能清楚地听到女人和婴儿的哭声。”
这篇日记来自一位1991年的登山遇难者。
那次登山遇到的意外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梅里雪山山难”。
当时登山队员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才会写下如此诡异的日记呢？
这篇日记还只是遇难前记录的第一件事情，接下来登山队员遇到的事情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事情发生以后第三天，也是1991年的元旦，日记中记到：“其中一名日本籍的女登山队员突然就发起了高烧，没多久就开始胡言乱语，说他们要来了，现在还有时间，我们要赶紧下山回家。”
当有人问及“他们”是谁，日籍女登山队也没有回应，整个人都处于恐慌的状态。
又过去几天，写下日记的登山队员恐慌感更加地强烈，从日记上潦草的笔迹和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登山队员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展开剩余91%“黑暗降临，他们来了，我错了，来不及下山了，我不想死！谁来救救我！”
日记时间是1月3日，记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全体登山队员集体遇难。
遇难登山者的遗物
登山队员攀爬的梅里雪山位于西藏地区，它的最高峰卡瓦博格峰海拔高度为6740米，是云南最高的山峰。
在当地人眼中，卡瓦格博雪山是一座神山，不能被人轻易亵渎，凡是试图登上神山的人都会遭到山神的惩罚，山下的村民是神山的崇拜者和守护者，只要是有人想要登山就会遭到村民的极力阻止。
正是因为卡瓦格博雪山的难以征服和山上的神秘传说，让很多的登山爱好者都趋之如骛，要征服瓦格博雪山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真正在卡瓦格博雪山登顶过。
卡瓦格博峰
1986年正是日本流行登山运动热潮的时候，那些热衷于冒险和探索的日本登山爱好者，对瓦格博雪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征服这座神秘的雪山，日本登山队向我国国家运动委员会提交了登山申请，那时候中日正式建交还没有多少年，作为友好的邦国，我国答应了日本登山队的请求，并且双方签下了为期10年的登山合同。
也就是说在这10年的时间里，日本登山队可以攀登梅里雪山，这对日本登山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日本为了梅里雪山的登山行动，做了充足的准备，这支登山队是日本最强的一支登山队伍，他们的队员都有着8000米以上的丰富登山经验。
在这支登山队的背后，还有日本大资本家的全力扶持，充足的资金，先进完善的登山装备，都让这支登山队充满了信心。
当时这支登山队是中日共同组建的一支登山队，队长是日本一位气象学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的宋志义，同样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还创造过很多登山纪录。
然而当登山队兴致勃勃地来到瓦格博山下准备登山的时候，却遇到了意外情况。
登山队员合影
山下的藏民都非常地热情好客，当他们看到登山队来到瓦格博山下的时候非常高兴，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了一行人，瓦格博雪山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山，有神山的庇佑，这是让他们深感骄傲自豪的事情。
这些质朴的村民还没有听说过登山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们听说登山队要攀登征服瓦格博雪山的时候，一反常态，脸色变得非常的凝重，村民们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登山队登山。
瓦格博神山的传说由来已久。
在佛教还没有传入西藏地区的时候，瓦格博山是苯教的神山，在《格萨尔王》这部古老的史诗中记载，格萨尔王在大草原上策马奔腾的时候，被瓦格博山神迷惑到了山里。
当生气的格萨尔王准备将瓦格博山扔到大海那边去的时候，被莲花生大师出面阻止，说瓦格博山是多、康、岭众生朝拜的地方，并且劝格萨尔王不要生气，为了众生也不能如此处置圣山。
瓦格博山受到了莲花大师的启发，从那以后皈依格萨尔。
所以在当地的文化里，敬仰神山是能够减少罪恶保护家人和其他生命的。
瓦格博雪山在村民中的地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在登山者眼里，攀登瓦格博山只是一项极限运动，没有哪座高山是不能攀登的，也没有哪座高山是不能被征服的。
当地村民和登山者之间激烈地思想碰撞也正是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
村民们的强烈反应让登山队前进的计划暂时搁置，这是登山队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格萨尔王
村民们不理解他们为何执意要地破坏神山的尊严，登山者也一样不理解村民为何要阻止对瓦格博雪山的攀登，只有吸引来大量的攀登者才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村民们自动放弃是让他们不理解的。
为了登山的事情，村民们和登山队一直争执不下，张俊来回在村民和登山队中间多次调解，还专程带着当地的政府人员到日本调解双方之间的矛盾。
可是这一趟日本之行并没有终止双方的争论，还让事情变得更加的混乱和复杂，争论到头都不知道双方究竟是因为什么在争论不休，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
在双方无法调停的情况下，国务院出手批准了登山计划。
然而这却引起了当地村民的不满：损害我们的神山，得利的却是外人！
直到1990年冬天，登山队才正式启动了登山计划。
出发前登山队重新规划了路线，他们对登上瓦格博雪山的山顶志在必得，还在飞来寺举办了盛大的出发仪式。
飞来寺
在登山的过程中，登山队沿途一共建造了4个营地，1号、2号和4号营地在建立的时候都是非常顺利的，唯独三号营地的建立中日双方的意见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在瓦格博雪山是极其容易发生雪崩的，中方队员建议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把营地建在远离山脊的地方，但是日方却认为把营地建在山脊的地方更有利于接下来的爬山运动，缩短登山路线的同时还能保存登山体力。
对于中日双方关于三号营地位置选取的问题，登山队队长井上治郎决定，派遣队员米谷到山上考察在给出最终的意见。
可是米谷上山以后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山上云雾缭绕完全遮住了山下的视线，米谷也只好无功而返。
井上治郎决定采纳中日双方的共同意见，在中方建议的位置靠前和日方建议的位置靠后，作为3号营地的修建地点。
但是3号营地的最终选址也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在队员们集体遇难之前，3号营地就发生过一次中型雪崩，幸运的是3号营地的帐篷躲过了一劫，在十几分钟之后，3号营地才得以从雪崩中重新看见。
可是幸运的事情不会有第二次。
经过多日的攀登，登山队员5名突击队登上了海拔6370米的地方，这时候距离山顶只有一小段的距离了，队员们感觉胜利在望，他们在庆祝即将登顶的喜悦中迎来了不测风云。
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冰凌渣滓在队员们的脸上刮得生疼，恶劣的天气不得不逼迫着他们撤退。
可是在黑暗中他们的迷失了方向无法下山，只能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等着恶劣天气过去再返回三号营地。
没想到到了晚上天气就晴了，也不再刮风，皎洁的月光照在山上一片亮堂，5名队员就趁着月光返回到了3号营地。
有了突击部队登顶的经验，他们决定将登顶日期定在1991年的元旦。
可是在1990年12月29日的时候，恶劣的天气就又开始了，当时狂风大作还下起了鹅毛大雪，登山队员被困在了3号营地，登顶的计划只能往后延，等风雪过去再做打算。
但是雪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积雪也已经下的很深了，3号营地帐篷外面的积雪地已经很厚了。
当时张俊每间隔几天就会在二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下大雪的时候张俊被困在了大本营。
在山下的张俊一直通过对讲机和困在山上3号营地的队员联系，他时常听到队员们在抱怨，这大雪下得没完没了了。
1991年1月3日的时候登山队员还一直和山下保持着沟通交流，张俊也得知3号营地外的积雪都已经堆起来1.6米高了，被困的队员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人外出清理一下积雪。
到了1月4日，张俊从睡梦中醒来，继续呼叫被困在3号营地的队员，对讲机中寂静无声，没有传出来一点儿声音，张俊慌了，他大声呼叫3号营地的队员，依旧没有回应，张俊意识到情况不对，3号营地的队员极有可能已经遇难了。
17名登山队员全部失联，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把事情上报给了上级，搜救队也没有找到登山队员的任何踪迹，到了1月4号，天气又放晴了。
可是当他们请求空中搜救的时候又遭遇了状况，那时候又变天了，飞机无法在恶劣的天气环境里飞行，只好启动了陆地救援，但是陆地救援的速度太过缓慢了，那些登山队员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直到1月9号，直升飞机在空中观察的时候，才发现3号营地发生过一场大雪崩，17名队员最终没有找到，被宣告死亡。
巧合的是，当初5名突击队员在攀登到6370米的海拔时，村民们也都时刻关注着登山队的进度，在知道他们即将登顶的时候，村民们无比地愤怒。
在他们心中神山神圣不可侵犯，登山队员是触到了他们的底线。
将近2万左右的村民和喇嘛自发组织聚在瓦格博雪山下，愤怒地祈求神山发威惩罚亵渎神山的人。
直到1998年7月18日，瓦格博雪山下的明永村村民发现雪下埋着五颜六色的东西，走近一看才发现是满地的白骨。
调查人员将这些遗骨和遗物收起来，确认了其中五名人员的身份，正是1991年遇难的登山队成员，那些遗物都是他们生前留下的。
其实在1996年中日双方签订的登山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日本的登山队员想要最后一次攀登瓦格博山，弄清当年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次却遭到了村民们更为激烈地反应。
村民们直接躺平在路上，阻止登山队再次进山，1996年的登山计划最终没能实现。
据当时的登山队员回忆，村民们告诉他们登山就是亵渎了他们的神山，如果有人拍你们日本人的头顶，你们愿意吗？你们都不愿意，神山也是不允许任何人践踏它的尊严的。
村民们的话对登山队员的影响颇深，他也觉得很有道理。
1997年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决定将永久放弃攀登梅里雪山。
图为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的主要成员大多也是来自京都大学
后来梅里雪山也被禁止攀登。
不管是村民组织也好还是禁止攀登也罢，梅里雪山的天气条件和环境是不利于攀登者进行登山活动。
瓦格博山的冰川就属于海洋性冰川，特点就是“好动”，这就非常容易导致雪崩的发生。
夏季温度升高容易导致冰层大面积断裂下移，不适合攀登，冬天又太容易发生大雪崩，恶劣的天气情况而不利于登山者攀登。
神山是山下老百姓的神圣信仰，信仰的力量神圣不可侵犯，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下，我们都要学会彼此尊重不同的信仰和文化。
发布于：天津市